品茗壶中江湖

时间:2020-06-25

    品茗壶中江湖

    中国的“一带一路”,受“丝绸之路”概念啓发,延续三千年历史长卷。从中随意选出一回章节、一个故事、或一件文物,上下求索,皆趣味横生,妙不可言。

    从丝绸之路建立多元史观

    丝绸之路穿梭古今,波澜壮阔,上佳的历史通识教材俯拾皆是。关于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,中外学者和专家,多年以来一直默默耕耘。童年对丝绸之路的印象,都停留在电视台播放《丝绸之路》的视听层面。这部由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协力製作的记录片,配上喜多郎空灵的配乐,感觉犹如踏上八千里路云和月,神游沿途景致,感受风霜扑面。

    作为横跨欧亚非大陆的贸易网络,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大约公元前二百年,然而“丝绸之路”的名称由来却相当近代。英国作家萨丁(Anthony Sattin)认为:“丝绸之路”的叫法最早在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(Ferdinand von Richthofen)提出。李希霍芬是近代地理学发展历程上的重要先驱,其地质纪录、研究结果和详尽文献,在学界备受肯定。从1860年始,李希霍芬参与当时属于普鲁士政府的东亚远征队,足迹踏遍亚洲多国,譬如锡兰(今斯里兰卡)、泰国、缅甸、印尼、菲律宾、台湾和日本等地。自1868年,李希霍芬共花了五年时间,在中国七次远征,期间指出了罗布泊的位置,亦考察了都江堰。英国着名作家云彻斯特(Simon Winchester) 指出:今日的祁连山脉,过去的英文名称“Richthofen Range”,便是从李希霍芬的名字而来。1877年,这位地质专家根据多年在华的研究和考察,写成《中国:我的旅行与研究》(China: The Results of My Travels and the Studies Based Thereon),首次使用“丝绸之路”去形容从中国西部到欧洲的贸易路线,“丝绸之路”之名,自此广爲人知至今。

    近年,欧美学者藉丝绸之路爲主轴,以非西方国家的视角,去“重写”世界历史。所谓“重写”,指相对于传统以欧洲为中心、将亚洲视为“远东”的那一个世界史版本,出身牛津大学,现任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的英国学者法兰高宾(Peter Frankopan)两年前出版《丝绸之路》,试图写下世界新史,当中牵涉庞杂的史料搜集,爬梳历史脉络,从而建立一套非欧洲中心论的史观。

    《丝绸之路》标榜呈现“世界新史”,从华人角度看,当然无甚稀奇。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,玄奘到天竺取经,以至唐代诗人王之涣在《凉州词》中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之叹,大漠黄沙,遍地史迹,从西汉至宋代,古人穿梭岁月,踏上无尽征途,了解自己国家历史的人,无不略懂一二。

    于是法兰高宾的《丝绸之路》世界,对象无疑是英语国家的读者,而将历史重心和焦点转移,法兰高宾纵使并非先行者,但对扩阔当今西方社会的历史视野,或许可稍得知古鉴今之效。早在1587年,跟莎士比亚同期的英国剧作家马罗(Christopher Marlowe)已将昔日波斯称为世界中心,只是法兰高宾将时间大幅推前至二千年前,然后将不少有趣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。譬如他发现波斯的富豪喜爱法国普罗旺斯製造的陶器,印度的香料入馔阿富汗和罗马菜餚,而在古迦太基帝国(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前二世纪期间,位于今日北非突尼西亚沿岸的文明),统治者都穿戴来自中国丝绸的服饰等等。

    经济贸易往来,连带促进文化和宗教交流,当中不乏暴力、战争和疾病。《丝绸之路》其中一章,便探讨蒙古帝国的崛起,也略谈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的冲突。法兰高宾也分析了在十四世纪肆虐欧洲的黑死病。这场世纪鼠疫在全球造成了约二千五百万人死亡,对欧洲影响尤甚,甚至动摇了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地位,少数族裔如穆斯林和犹太人受到迫害。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代表作《十日谈》,便以黑死病为背景,反映当时欧洲人面对生死无常而产生“活在当下”的思绪。法兰高宾认为从大历史宏观俯瞰,欧洲因黑死病严重影响了社会结构,但同时也因祸得福。劳动人口减少,令工资成本增加,社会上的财富得以相对平均,文化活动和气氛自由宽鬆,也为划时代的文艺复兴创造了条件。

    从丝绸之路文物延伸的时空脉络

    除了法兰高宾,今年三月,研究丝绸之路多年的英国历史学者威菲尔德(Susan Whitfield)推出学术着作《丝绸,奴隶和舍利塔》(Silk, Slaves and Stupas),同样引人入胜。由物件起源讲述背后历史的手法,近例之一,有英国艺术史学者麦桂格(Neil MacGregor)的《A History of the World in 100 Objects》,内容是关于大英博物馆一百件收藏品的故事。威菲尔德的《丝绸,奴隶和舍利塔》,围绕十件丝绸之路文物,包括在中亚地区发现的舍利塔、一间埃塞俄比亚僧院挖掘出贵霜帝国(公元一至三世纪、位于中亚地区的古代王朝)时期的钱币、在中国古墓出土、带有希腊风格的玻璃碗等。威菲尔德从它们的物料、製造地点、日期、用途、买卖等角度研究考证,向读者呈现一张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和文化地图。

    威菲尔德醉心研究中国文化,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求学时期,博士论文题目的主角,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。威菲尔德早年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工作,得以乘地利之便,在浩瀚书海之中,扬起自己的小风帆,抬头看着一片小天空,无疑是追求学问的理想境界。威菲尔德对敦煌文化尤感兴趣,多年来担任“国际敦煌项目”(IDP)的主任,建立网上敦煌文献资料库,内容包括数以万件的艺术品、历史照片和地图等。

    国学大师季羡林教授曾言道:“世界上历史悠久、地域广扩、自成体系、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:中国、印度、希腊、伊斯兰,再没有第五个;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,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,再没有第二个。”敦煌文物、经卷和壁画,对认识中国艺术、天文、历史、宗教等研究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在光绪年间,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“藏经洞”,内藏珍贵文献和文物四万多件。现存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及英国国立博物馆的敦煌文物逾一万件,多为英籍考古专家史坦因(Marc Aurel Stein)在莫高窟掠夺所得。

    近月,威菲尔德在《南华早报》杂誌撰文,有趣的丝绸之路故事似顺手拈来,故事的主角,是《丝绸,奴隶和舍利塔》中提及的文物:一个历史久远的银壶。根据威菲尔德介绍,考古人员在中国北部一个李姓将军的墓穴中找到了这个银壶。看其设计和质料,估计在中亚古国巴克特里亚製造。巴克特里亚主要为今日阿富汗北部、塔吉克南部和乌兹别克东南部组成,中国史籍将巴克特里亚地区称之为大夏。

    打通中西命脉,理顺从人、事、物三点出发延伸的时空脉络,威菲尔德守住了这条史学的基本原则,紧扣现实,让读者仿如置身历史现场,重现生命力丰沛的丝绸之路传奇。她认为这个银壶有趣之处,在于它盛载一段横越千年、东西交融的丝绸之路历史。就银壶的手工技艺来看,威菲尔德估计源自公元二世纪的波斯第三帝国萨珊王朝。若要考究以金属製造器皿的历史,威菲尔德相信发源于罗马,其后再传至波斯和中亚地区。再仔细观察银壶上的图案和内容,更发现古希腊和印度类似座右铭的文句。谈到古希腊文化、艺术、建筑等知识东传中亚,则可追溯至公元前329年,阿历山大攻佔巴克特里亚那一页历史,其后促成中亚地区希腊化。威菲尔德甚至认为兵马俑以真人大小造像,加上面相特徵,都略带古希腊文化之风。

    以此延伸,在历史长河中,巴比伦、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古文明早已消失无蹤。华夏文化源远流长,全因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。今人从银壶内各取弱水一瓢。在敦煌的风沙里,还似隐约听见了前世的驼铃,轮迴中的千里梵音。

    杜然(文化评论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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